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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证监会对内幕交易罚没额首次破亿 凸显规则粗疏 专家披露区块链投资火爆背后风险 监管存真空地带

2019-11-14

  原标题 内幕买卖年度罚没额首次破亿 行政复议案件激增凸显法则粗疏

  北京大学近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披露,2016年证监会对内幕买卖案件处罚的罚没总额首次破亿,达3.8亿元。这一数字是2015年罚没金额的26倍,是2011年的111倍。

  罚没总额高企,一方面原因是查处案件的数量增加,另一方面是罚款幅度大增。此前处罚多为没一罚一(没收违法所得,罚款为违法所得的一倍),没一罚三的案件每年只有两三件,但到了2016年达到21件。

  如影随形。2016年,不服行政处罚提起行政复议的案件激增,首次过百。

  业内人士认为,证监会应加强对自由裁量权的规制,进一步细化并公开裁量标准。

  罚款金额每3年上一个台阶

  证监会9月1日称,通过对专项行动第三批18起内幕买卖案的查处看,当前内幕买卖形势依然严峻,主要表现在违法买卖金额巨大,涉案金额往往超过千万元,有的甚至数亿元,不少案件达到刑事追诉标准。

  与此同时,内幕买卖行为被证监会处罚的金额也逐年增多。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彭冰的研究团队最近推出一份研究报告——〖中国证监会内幕买卖行政处罚案例综述〗,以证监会自2007年至2016年作出的202份内幕买卖行政处罚确定书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系统分析。结果显示,2016年内幕买卖的涉案金额、查处数量均为历年之最。

  〖报告〗作者张翕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说,就数量而言,2016年、2014年、2013年处罚数位于十年来的前三位,2016年最多。就处罚金额看(排除2013年光大证券乌龙事件被罚5.2亿元),2016年证监会对内幕买卖案件处罚的罚没总额已逾3.8亿元,是2015年罚没金额的26倍,是2011年的111倍。

  就个案的罚没金额分析,2016年个案平均近700万元。按罚没金额多少排序,考察每年金额靠前的二十份处罚确定书,罚没金额在450万元以上的,2013年3份,2014年2份,2016年有15份。

  “从更长远的纵向梯度来看,2007-2009年每年罚没金总额均为十万级,2010-2012年每年罚没金总额均为百万级,2013-2015年每年罚金总额均为千万级,而2016年的罚没金总额则达到亿级。几乎每三年增长一个量级。”张翕说。

  从证监会处罚力度看,没一罚三最多的年份是2016年,21件;2015年1件,2014年3件,2013年2件,2012年1件,之前年份均无。从这十年处罚书看,2016年没一罚一的案件数量十年间排行第三,没一罚二的案件数量排行第二,没一罚三的案件数量排行第一。

  张翕说:“由此看出,2016年不仅没一罚一案件数量多,最重要的是没一罚三案件数量名列前茅,数量远超往年,表明证监会处罚力度加大态势明显。”

  裁量依据试行十年未见修订

  没一罚一还是没一罚二、罚三甚至罚五?之间的差距是几何级的。依据是什么?

  据〖法制日报〗记者查阅,2007年证监会发布了〖证券市场内幕买卖行为认定指引(试行)〗。共29条的条文中,规定了对内幕人(现在一般称为内幕信息知情人,从称谓上看出此法则已很早了)、内幕信息及内幕买卖行为、违法所得的认定,规定了不构成内幕买卖的情形以及从重、从轻、减轻及不予处罚的情形。

  “假如证监会现在仍然据此进行处罚的话,那也是‘依法而为’。只是这个‘法’太旧了。至今已近十年,仍然是试行。而现在的市场环境、内幕买卖的数量、涉案金额已与十年前大相径庭。”证券律师张远忠对〖法制日报〗记者分析说。

  2015年1月23日,在证监会全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上,时任证监会主席肖钢强调,要把监管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加强对自由裁量权的规制。

  张远忠说,证监会作为证券市场监管机构,法律赋予其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不能“太自由”“太任性”。这就要求取证要细致,责任认定要严谨,处罚力度要过罚相当。

  证监会假如是依据2007年的法则,那这个法则也到了该修订的时候了。不仅法则要修订,而且更要在证券法修订时考虑现在的现实情形。张远忠说:“法则不细,相对人预期不明,就会产生争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自然会增多。”

  哪些情形可免除、减轻处罚,哪些应该加重处罚、顶格处罚?证券法的规定是粗线条的,不可能把所有情节都列出来。当事人一方希望法则越细越好,法则越细预期越明;证监会则相反,处罚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不可能太细。这一直是公众注意的话题。

  学界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据记者了解,清华大学一位知名法学教授的相关课题报告已递交相关部门作为决策参考。

  今年行政复议案件已达百件

  对证监会行政处罚不服,行政相对人可以提请行政复议,对复议不服可提起行政诉讼。当然,也可以不经复议直接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张翕说,纵观证监会这十年所作的行政处罚确定书,2016年确定书相较之前明显进步,在引用法律条文时更具体,内容也更为详尽。即便如此,不服的相对人还在逐年增多。

  据〖法制日报〗记者统计,2012年相对人提起行政复议案的共有22件,2013年11件,2014年72件,2015年54件,2016年则多达154件,2017年至今仅8个多月,提起复议案件就达100件。

  提起行政复议的情形很多,但其中相当数量的复议是对行政处罚的裁量不服。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确定均明确要求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要求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标准,规范裁量范围、种类、幅度。相信证监会出台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为期不远了。(记者周芬棉)

  区块链成互联网金融平台热门卖点一些操作团队驻扎海外提前跑路

  业内专家披露区块链投资火爆背后风险

  区块链实际上是一种技术模式通过这种技术模式建立一个相互信任的机制在这个信任机制下交换金钱由此成为支付体系。

  越来越多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开发所谓的区块链项目推出首次代币发行融资。去年9月七部委发布通告称国内通过发行代币形式包括首次代币发行进行融资的活动大量涌现投机炒作盛行涉嫌从事非法金融活动严重扰乱了经济金融秩序。

  当前各个国家对区块链的态度、观点与法律法规完全不一样现在全球范围内都存在监管真空

  最近一段时间“区块链”成为互联网金融领域最火的一个词。

   何为“区块链”?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认为目前很多文章都提到了区块链的几个特点包括分布式、去中心、不可篡改、加密算法、匿名性与可追溯这些原理都是区块链机制。“假如用比较简单而通俗易懂的解释区块链实际上是一种技术模式通过这种技术模式建立一个相互信任的机制在这个信任机制下大家可以放心地交换信息、产品甚至金钱由此成为支付体系”。

  然而这种通过技术建立的信任机制目前也出现了一些风险。

  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柒财经在北京主办了一次专题研讨会其核心议题就是区块链发展背景下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

   成功搭建区块链难度大

  最近一段时期数字货币行情引发业界注意。

  国家互联网金融安全技术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吴震提供的一组数据表明截至2018年3月技术平台累计发现互联网金融平台4万余家现存活近2万家多分布于广东、上海、北京、浙江等发达省市。累计发现互联网金融用户7.01亿人其中广东、江苏、山东、河南、浙江等省份用户占据比较多。用户构成区域年轻化20到39年人群在其中占据比较大比重。

  “随着数字货币受到热捧很多互联网金融平台打着区块链、虚拟货币的旗号经营去年就出现过有着400多种名目的传销币。还有一些平台利用高收益进行虚假宣传进行业务。”吴震说。

  在这些问题频出的互联网金融业务中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披着区块链的“外衣”。

  然而区块链并不是随便编个名头就可以实现的。

  吴震认为区块链要想成功有四个必要条件:

  一是必须多方参与包括多人或机构参与。人与机构可能是特定的也可能像比特币一样是不特定的。

  二是多方参与并且都有积极性。假如没有积极性就很难操作。比如建立质量管理链与溯源链这涉及到超市、门店环节也就需要超市、门店参与其中的动力假如没有动力仅靠管理是很难维持的。也许链条建成的前几个月还行但是时间久了无人参与就很难持续。

  三是真实性问题。很多人觉得区块链里的数据都是真实的、无法篡改的但是要保证数据在写入前是真实的、没有问题的。

  四是实施难度。比如用区块链来推进扶贫工作那么区块链的很多结点必然要下沉到贫困乡镇与农村但有的地方连计算机系统都搞不明白更何况实施区块链所以难度很大。

  “网上有很多文章分析这种或那种链投入应用但我认为假如激励机制形成不了就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要么区块链建成后难以运行要么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激励是区块链必不可少的因素。目前很多区块链项目还解决不了以上四个问题。当然区块链项目发起者的初衷不一定是坏的也想落到实处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落实。在技术上把链建立起来没有问题但很多结点投入成本很高无法盈利。”吴震说。

   区块链项目投资不规范

  尽管区块链项目实施难度很大但因为数字货币行情看涨越来越多的网路平台将数字货币、区块链作为卖点。

  “我觉得自我有义务向大家提示当前数字货币存在的风险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尹振涛说。

  据尹振涛介绍2015年、2016年就已经有了区块链、比特币的项目但并不是非常火热。区块链、比特币真正火起来是在2017年下半年有了ICO(Initial Coin Offering,首次币发行源自股票市场的首次公开发行IPO概念是区块链项目首次发行代币募集比特币、以太币等数字货币的行为——记者注)之后老百姓有了投资渠道并且看到不少人通过这个领域发财致富这才开始成为注意焦点。

  那么备受注意的比特币与区块链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先有比特币后有区块链。比特币出现后刚开始只是在很小范围内运转。当时有两类人比较注意比特币第一类人是‘极客’,他们对新技术非常痴迷;第二类人是非法从业者其中有不少吸贩毒违法犯罪人员因为贩毒、吸毒需要资金往来但彼此又不想知道买卖双方的信息甚至不想见面而通过比特币机制可以在天南海北之间完成买卖与往来也就是洗钱。此外还有一个群体用比特币很多就是政权不稳定国家的人因为国家在动乱当中国家发行的货币天天在贬值老百姓觉得国家不可信任开始用比特币买东西。”尹振涛说。

  尹振涛认为通过比特币的传播使用人们开始注意到比特币的运行机制并进行总结由此提出区块链的概念。

  之后越来越多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开发区块链项目推出各类代币融资买卖。

  去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工业与信息化部、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七部委发布有关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其中表示任何组织与个人不得非法从事代币发行融资活动加强代币融资买卖平台的管理各金融机构与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进行与代币发行融资买卖相关的业务。

  公告称近期国内通过发行代币形式包括首次代币发行(ICO)进行融资的活动大量涌现投机炒作盛行涉嫌从事非法金融活动严重扰乱了经济金融秩序。

   代币发行融资风险表现在哪些方面?

  尹振涛认为ICO与IPO之间存在较大差别。“IPO与ICO其实一点不相似。IPO过会(新股发行前要通过证监会审批、开会讨论——记者注)时券商、律师事务所都要出文件然后看能不能上市接着通过股票买卖机制让大家可以购买股票。ICO只有一个白皮书项目开发者自我写的没有律师审核与券商辅导。IPO是核准制要过会;而ICO不用过会今天开一个论坛一站式就可以上线、就可以购买这是ICO与IPO的区别”。

  “首次代币发行其实是一种融资行为按照白皮书的说法要完成白皮书上所写的互联网金融或者是区块链项目的应用包括一些美好的前景当然拿到钱之后怎么使用就不清楚了也可能挥霍了。”尹振涛说。

  据尹振涛介绍真正的风投机构非常专业除了谈判还要对业绩进行考核对项目的进展与使用进行监督但是ICO没有。没有考核、监督因为ICO让普通老百姓去投资老百姓没有谈判权。

   监管尚存真空地带

  “在ICO投资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让你投现金而是投资比特币或者以太币。为什么不要现金?因为使用现金就涉嫌非法集资。一个币相当于7万元人民币现在可能很多人买不起一个数字货币那怎么办?于是大家组团投资。现在有些区块链项目团队已经驻扎在海外不在国内一旦出了风险也不存在跑路的问题因为他们本身就在海外不会回来。”尹振涛说。

  显然区块链的兴起对于监管来说是一场大的挑战。

  “既然已经禁止ICO,但为什么还有不少ICO项目存在?原因在于当前各个国家对区块链、比特币的态度、观点与法律法规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全球范围内都存在监管真空。”尹振涛说。

  另一方面尹振涛也认为区块链是一种技术国家的态度也是非常明确的在一些文件中对区块链技术都大力捧场。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区块链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其技术应用有相当前景;另一方面以区块链为名的高风险项目甚至骗局不时出现存在一定隐患。

  问题在于对于区块链这一新事物当监管机制尚未完善时如何解决已经出现的实际问题?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当务之急是解决好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障问题。

  与信贷CEO周歆明认为从已有的真实案例来看行业内假如能够成立一些互助协会或者成立相关的互助机构在关键时点帮助一些遇到问题或者是遇到风险的平台平稳过渡尽可能去保护投资人权益。

  网金社首席合规官刘智展露认为对于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来说有三方面非常重要:一是产品信息披露只有将相关信息披露出来投资人才能知情进而在此基础上做出自主选择与判断。二是资金存管银行要承担起一份责任。三是用户自身信息保护用户有权要求自我的投资信息与个人信息不被滥用与泄露。这三方面是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应该特别注意的问题。(本报记者 杜晓 本报实习生 刘洁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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